“地名（Geographical Name）是人们赋予特定地理实体的代号，是区别某一特定地理实体与其他地理实体的标志。”（童之侠《当代应用语言学》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版第200页）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、行政区划名称、居民地名称、专有地名等，是值得研究的文化遗产。
关于“黔”这一地名，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谓：“黔，贵州省古为黔中地。故称贵州省曰黔。”（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一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版第1258页）今人均知“黔”是贵州省的简称，并据此将遵义称为“黔北”，但是“黔”最初却并非专指贵州。那么，这个地名的由来以及其具体所指的地域是哪些地方？由此演变衍生的一些地名如“黔中”“黔南”“黔北”是怎么回事？“黔驴技穷”的故事是否发生在贵州？笔者参阅有关典籍，拟对此进行粗浅考证探析。
“黔”这个地名，最早见于《史记》。而据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记述，苏秦在西南说楚威王时分析楚地“西有黔中、巫郡，东有夏州、海阳，……秦必起两军，一军出武关，一军下黔中”（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版第2293页），早在战国时期即有了“黔中”这一地名。秦朝时设置“黔中郡”，从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可知，其统辖范畴为今重庆黔江、湖南吉首以及贵州铜仁等地，包括贵州部分地域但不限于贵州。至于为何称“黔中”，邓少琴在《巴蜀史迹探索》一书中认为，“中”是古代巴人所留词汇，“巴人多以‘中’为地名，如汉中、巴中、阆中、资中、黔中等是”（邓少琴《巴蜀史迹探索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版第106页）。
至汉代，高祖刘邦将黔中郡改为武陵郡，此后，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中极少出现“黔中”一词，而代之以“武陵”。三国两晋时期延续汉代，以“武陵”代替“黔中”。“黔中”不再作为行政区域名词，而成为一个地域名词被文人书写。隋朝设置黔州，后改名为黔安郡，领彭水、涪川（宋属夔州路费州）二县，所辖与秦时黔中郡大致相同。唐代官员杜佑所撰《通典》即说明了黔中其名及辖域之变化：“黔中，古蛮夷之国，春秋、战国皆楚地。秦惠王欲楚黔中地，以武关外易之，即此是也，通谓之五溪。秦属黔中郡。汉属武陵郡，后汉因之，晋、宋、齐亦然。后周武帝时，蛮帅以其地归附，遂置奉州，后改为黔州。隋初亦置黔州，炀帝初为黔安郡。大唐为黔州，或为黔中郡。领县六：彭水、黔江、洪杜、洋水、信宁、都濡。”（杜佑《四库家藏·通典》3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4年版第366页）
唐时改名黔中郡，又分天下为十五道，黔中道为其中之一，治所设于黔中郡。在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上可看出，此时黔中道包括了今天贵州的大部分地区，如贵阳、遵义、铜仁、黔西等。公元758年（唐乾元元年），黔中郡复名为黔州。黔州位于今重庆彭水、黔江一带，其治所设于彭水。
唐代黔州还有一个名称“黔南”，“唐末升武泰军，移黔南，就涪州为行府”（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第10册176卷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版第3617页）。五代时仍沿用，“外属之州，扬州曰淮南，宣州曰宁国，鄂州曰武昌，洪州曰镇南，福州曰武威，杭州曰镇海，越州曰镇东，江陵府曰荆南，益州、梓州曰剑南东、西川，遂州曰武信，兴元府曰山南西道，洋州曰武定，黔州曰黔南，潭州曰武安，桂州曰静江，容州曰宁远，邕州曰建武，广州曰清海，皆唐故号，更五代无所易”（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版第236页）。
而唐以前的贵州，虽部分属“黔中”，但是当时人们并不称之为“黔”或“黔中”。《贵州通志》中《黔中考》对此曾多次论证：“黔中之名，贵州不得而专有也。……是唐、宋黔中郡。乃今重庆府之彭水诸县，能及贵州哉！……若即以唐宋之黔中为贵州，不可也。”（鄂尔泰《贵州通志》卷37，第74页）
唐宋诗文中，提到“黔”或“黔中”“黔南”的有很多，但均指的是当时的黔州而非贵州。如杜甫有诗名《送王判官扶侍还黔中》，孟郊诗云：“旧说天下山，半在黔中青。又闻天下泉，半落黔中鸣”，刘长卿诗云：“不识黔中路，今看遣使臣。猿随万里客，鸟似五溪人”，贾岛诗云：“来使黔南日，时应问寂寥”，白居易诗云：“不醉黔中争去得，磨围山月正苍苍”，陆游诗云：驼酥鹅黄出陇右，熊肪玉白黔南来”。黄庭坚因党争于公元1095年（宋绍圣二年）被贬到黔州，自称“黔中老农”，创作了大量描写黔地生活的诗文，亦常将“黔南”“黔中”混用其间，如《谪居黔南十首》《黔南道中行记》、“万里黔中一漏天，屋居终日似乘船。”“何处黔中郡，遥知隔晚晴。”
其中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代柳宗元的寓言《三戒》中《黔之驴》的“黔”，指的也系当时的黔州或黔中郡，与贵州无甚交集。宋代祝穆所撰《方舆胜览》载，黔中郡（绍庆府）尚存“古迹黔之驴”（祝穆《宋本方舆胜览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版第519页），也说明“黔之驴”寓言与贵州无关。《三戒》为《临江之麋》《黔之驴》《永某氏之鼠》。“临江”“永”“黔”都是州县，“临江”属吉州，“永”指永州，“黔”即为黔州。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中所注为正解：“黔，唐州名，治所在今四川彭水。”（朱东润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中编第一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版第353页）后人将《黔之驴》之“黔”误作贵州，当是受明清文人普遍以“黔”指贵州的影响。
见诸史书记载的与贵州相关的地名有“夜郎”“牂牁”“五尺道”等。“夜郎”见于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。”一次，“滇王与汉使者曰：‘汉孰与我大？’及夜郎侯亦然。”（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版第2991页）这个故事里，最先自大的其实是“滇王”，夜郎侯不过附和了一下，结果反留下“夜郎自大”这一带有贬义的成语。
而正式出现“贵州”这一地名，始于宋朝。公元974年，土著首领普贵以矩州归顺，宋太祖赵匡胤在《赐普贵敕》称，“惟尔贵州，远在要荒。”（林鲤《中国皇帝全书》馆藏本3，九州图书出版社，1997年版第1961页）这是贵州作为地名的最早记载。1119年（宋宣和元年），朝廷授思州土著首领田佑恭贵州防御使衔，“贵州”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，所辖限于今贵阳一带。明万历年间，成立贵州布政使司，贵州自此列为省级行政建制，但其辖区比今天的贵州要小。今桐梓、遵义等地在明代属于四川，今赫章、威宁在明代则属于云南。公元1727年（清雍正五年），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州改隶贵州省，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八册（第38页、第39页）可见，此时贵州所管辖的区域范围与今天已经甚为接近。
自明清起，人们开始用“黔”“黔南”“黔中”来指代贵州。如明代郭子章著《黔记》，被视作一部贵州通志。明代王士性著《黔志》，有学者认为可与万历《贵州通志》所载参互补充。又如明代李化龙在《敬陈播地善后事宜疏》中写道：“查该州地邻三省，然楚止偏桥路，通一线。蜀与黔，盖无所不接壤，夫蜀，无藉于播，黔，瘠壤也。若乘此时而割播地以附黔，则于蜀无损于黔有裨。”（《钦定四库全书·四川通志》卷43，第30页）将蜀、黔相提并论。清代黎兆勋采诗、莫友芝传证的《黔诗纪略》采录明代贵州诗人作品，是明清两代贵州诗歌的总集。道光年间贵州布政使罗绕典撰《黔南职方纪略》，黔南即指当时贵州省。民国任可澄主持编印的《黔南丛书》是贵州地方文献的集大成者。《汉语大词典》亦收录“黔南”词条：“黔南，贵州省的别称。贵州本别称‘黔’，又因位于国土南部，故名。”（罗竹风《汉语大词典》第12卷下,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8年版第1346页）又如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李钧在《遵义府志》序中称“以遵义号黔中名郡，……”（郑珍、莫友芝《遵义府志》，巴蜀书社，2013年版第6页）。
至于指称遵义的“黔北”一词，则出现较晚。《遵义府建置沿革考》载：“梁州之域，古蛮彝境。周秦时为夜郎，且兰地本西南彝国，汉元鼎中且兰君反，发兵平之，置县，属牂牁郡。晋、隋因之。唐分牂牁北界，置郎州，领恭水、高山、贡山、柯盈、邾施、释燕六县，后复改为播州，置遵义县，后改播州郡。乾元初复为播州，隶黔中郡，乾符中陷于南诏，命杨端复之，王建孟知祥继有其地，宋大观中杨文贵以其地内附，置遵义军于白绵堡，领播川。”（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·方舆汇编·职方典》卷639,第２页）遵义在明代属于四川，清代雍正将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州改隶贵州，原属川之南的遵义才成为了黔之北，这也是黔北文化多受巴蜀文化影响的缘由。
将遵义与“黔北”相联系，见于《续遵义府志》：“遵义为黔北重镇，近控五城，远瞰巴、巫，形势雄峻。”（周恭寿《续遵义府志》，巴蜀书社，2014年版第3页，第4页）该书所附蹇訚《创修新城碑记》亦云：“遵义在黔北为大郡，其东关外之白田，又川黔孔道也。”（周恭寿《续遵义府志》，巴蜀书社，2014年版第3页，第4页）浙大西迁遵义办学期间，张其昀主编《遵义新志》，在“寒武纪”一章也提及“黔北”：“娄山黔北主山，自娄山关向西南豌蜓，至金鼎山，主脉所在，武纪地层发育之所。”（张其昀《遵义新志》，巴蜀书社，2012年版第3页）就地理学意义来看，“黔北”大于“遵义”；从文化学层面来看，“遵义”是“黔北”的核心。当代遵义学人曾祥铣、王刚亦著有《黔北二十世纪文学史》《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》《新时期黔北作家群及其成因研究》等，以“黔北”指称遵义及其周边地域，在现下文史界已成为共识。
地名不只是区别其他地域的标识符号，也是承载了当地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活化石。我国地名资料丰富，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为地名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。通过查阅文籍即可知，“黔”最早并非特指贵州，同时，还有“黔州”“黔中”“黔南”等其他名称。用“黔北”指称遵义则是遵义划归贵州后才有此说法，而“黔驴技穷”这个流传一千多年的成语，却是后人在解读时对贵州的一个误会。希望我们通过对“黔”及其相关地名的考析，让这个误解不再继续。
（作者系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、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）